掠夺、攻伐不断

2019-04-19 06:02

“礼乐之教”是六艺教育的中心。“礼”起源于祭祀,最具神圣、庄严意味,培养出人们敬奉神明的虔诚意识。人们在祭祀的过程中,祈求保佑庇护,其实质也是一种生存本能的释放,而“礼乐之教”恰到好处地把握了人们的生存本心,对人们进行正合时宜的生存教育。古人崇拜自然,奉“稷”为植物神。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人们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重视,对农作物迷信崇拜,举行各种礼俗仪式和活动以求丰收,来保证自我生存。原始宗教所孕育的礼教发展途径繁多。除自然崇拜以外,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巫术活动中的礼仪教育也始终围绕“生存”展开,为人们安定有序的生活做出了保障,例如:原始丧葬礼仪实质灌输了现实社会人伦道德的要求,包含着血缘相亲、尊敬长辈的生存教育,将个体的“人”塑造为“社会人”。“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乐之教”,被看作立国的准绳,是国家命运之所系。它维护了宗法等级世袭制度,奠定了为人的基本生存准则。综上所述,生存教育始终贯穿于“礼乐之教”。

古人重鬼神之事,故占卜之学备受推崇。甲骨文与数的教学均以生存教育为蓝本。人们尊敬、屈服、供献、讨好神,以达到免灾降幅、保护康宁的目的。同理,人们斥责、咒骂、威胁并驱赶鬼,目的在于辟邪驱鬼,保持平安。此外,古时掌管天文的官吏负有“授民以时”的职责,他们以此为生存技能,向百姓告朔。总之,人们以生存教育为重要基点进行“书数之教”。书教关乎国计民生,而学诗也是从政、干政的重要条件。学诗为言,所言者,是安国治民之策,学诗也就是学王者师。换言之,学诗即学生存之道。《诗》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有效、快捷、广泛的传播形式,而在上古社会,它甚至是唯一的教育形式;即使在发明文字以后,它也仍然是比文字更重要的教育形式。孔子有言:“不学诗,无以言”,此言从语言形式上充分肯定了诗教不可替代的工具性质。孔子编辑和传授《书》,以“垂世立教、示人规范”为政治标准,目的在于培养施政人才,振兴周代文武之道。由此可见,《诗》和《书》的实用效能是我国古代生存教育的一大亮点。荀子一方面继承孔子的“六经教育”,另一方面又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改造和选择,提出“养欲”、“节欲”之道,赋予“礼”以“法”的新内容,主张在武力的基础上,实行“礼治”,以巩固统治秩序。就荀子改变思维方式以顺应时代潮流的行为本身而言,这亦可视为生存教育的一种动态发展模式。综上所述,“书数之教”与“六经教育”均以生存教育为蓝本。参考文献:[1]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2]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射”,指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训练。两者相辅相成,为我国古代六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细细研读史料,不难发现:“生存教育”在“射御之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射技是原始时代的人们为猎食和防卫必然练就的生存本领。换言之,射技为生存教育奠定基础,它以帮助人类生存为主要目的,传授生存经验,是一种生产技能,更是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古有《弹歌》为证:“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猎歌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狩猎过程,更反映了古人以“射”为生存技能,而上述生存技能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古人繁衍生息的重要保证。五帝时代战争频繁激烈,掠夺、攻伐不断。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射艺教育的基本性质从原始社会的生产技能渐渐演变为奴隶制社会的军事技术。与此同时,“御”也脱引而出,成为我国古代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奴隶制社会的不断发展,“射御”成为巩固奴隶制度的法宝,为统治者所重视。对于统治者而言,建朝后依然面临巩固王权的严峻斗争,他们要依靠武力镇压奴隶反抗及不甘沦为属国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反抗。因而,“尚武”之风在奴隶制社会逐渐蔓延开来,军事教练与武士培养成为生存教育的重点。此时,作为生存必备技能的“射御之教”更成为了六艺教育的重中之重。